疫情改变中的世界：历史关口的中国战略选择
凭海观潮 长按关注
华生：怎样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
按照国际法或者国际惯例，只要不是发动战争以及生物战，根本不存在任何国家有赔偿责任问题。因此只要不是主观故意，如新冠病毒这样的疫情根本不能成为国际上索赔的依据。因为在全球化即国家之间日益相互关联的今天，如果一国内部发生的任何事情影响了他国，就要追索赔偿责任，那就会有打不完的官司，最终也不会有人能从中得益。
有人说你不要太天真了，如果国际上就有人不讲理来横的那怎么办？其实那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早已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受人欺负的国家。谁也不敢对中国这样的核大国轻言战争或武力威胁。所以，现在世界上关于疫情责任问题的炒作，首先都是各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如美国明显有今年11月总统大选的需要。包括中国国内有人故意渲染，其实也有这些人自己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所有关于疫情责任的舆论，本质上打的都是道义战。相关各方都是希望在道义上争取主动，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从而能够转化为其他的政治经济等利益。这场大疫情造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断停摆，太多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损失惨重，可谓百年来所未有，这就使得这场道义战的份量也越来越重。
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们应对的方式和方法都需要相应的调整。道义之争，关键在于要有道理，拿出事实，讲清道理，以理服人。如果不直面问题，释疑解惑，而是以攻为守，咄咄逼人，逞口舌之快，那是不可能说服别人，获取人心的。得道多助，除了充分平和说理，还需要谦恭待人，这样才容易得到理解，才能赢得朋友。这场新冠病毒疫情最初是在中国暴发的，这也是我国首先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通报的。现在疫情几乎在全球所有国家发展蔓延，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种情境下不少国家很多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埋怨情绪，可以理解和宽容。对于恶意的攻击诽谤与非分的图谋，我们当然应给予坚决的还击，但这时切忌在原因不明和缺乏证据的情况下，高调出击，指责他人，或自以为是，嘲笑别人，而是应不卑不亢，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理解别人的困境，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于一些如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的猜疑，如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德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的传言，由于并无确凿根据，我们以任何方式参与这类阴谋论的炒作，不会化解自己的压力，还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实际上应当看到，美国社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科学家、公众人士乃至地方长官，本着独立的科学精神去不断探索新冠病毒在美国起源的准确路径和时间，甚至对过去染病死亡的一些病人现在重新进行尸检，从而不断更新他们对于新冠病毒在美国传播真实情况的了解。作为疫情最初报告的暴发地，我们更应该本着同样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些正常的关切，坦诚应对，积极和负责任地推进我们自己的查因探源工作。那种给人以疫情查因溯源工作与己无关的姿态，或意识形态化，自己不做，国人谁主张去做谁就似乎有卖国嫌疑，或既相信和传播阴谋论，又自相矛盾地去捕风捉影，不断兴奋地宣布外国人找出了自己的病毒源头，这些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
实际上，如果病毒的源头确实来自国外，我们更要搞清楚它是怎么来到中国，来到武汉，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灾难的。总之，只要真有和真敢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最终真相是什么，我们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道义形象，从而也才能真正得道多助。现在看起来，目前国际社会的关切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
一，这次疫情最初暴发的原因与病毒的来源是什么？
应当看到，提出这个问题有其自然和合理性。我们不能一概排斥，更不能认为都是出自恶意。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场大疫情大惨剧，查清其原因及包括病毒溯源工作对中国对世界都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了解病毒究竟来自什么动物及什么中间体，又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从而在源头切断感染源，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二，中国早期对疫情的处理是否造成了其他国家疫情处置的延误从而损失的扩大，就要负有所谓的责任？
这次疫情首先是在中国暴发的。我们最初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然后国家采取的措施也最坚决，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至少目前来看也最显著。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疫情多还处在高峰期，发展中国家疫情前景普遍不很乐观。中国对疫情发生后的处理是否存在问题？在处理中存在的问题是否导致了其他国家应对疫情的失误和被动？或者相反，如我们有些国人所声称的，中国做得最好，别人出问题只是因为没有抄好作业？我们下面就先从这第二个问题的分析开始。
中国具有防控新冠疫情的主客观有利条件
病毒入侵引起人类感染疾病，一类为高传染性、低死亡率，如流感死亡率通常在1‰左右，对这种传染病严防死守代价太高，通常是适当防护，工作生活照常，用早日研制出疫苗的办法应对。另一类高死亡率的如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症，由于病人被传染后死亡很快，这就限制了其传染率。只要公共卫生防治措施到位，也可以在对人类社会生活不造成太大影响下控制住。SARS的传染性很强，死亡率接近10%，也是很有威胁性，但通常是发烧后感染，所以只要监控发烧病人，控制住医院的传染，也可以较快的扑灭。
但这次的新冠病毒不同，传染性很强，中老年人死亡率可达流感的几十倍。在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下，死亡率还可以攀升至10%与SARS相当。特别是发病时间长短不一，潜伏期即有较强的传染性，还有相当数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从而成为人类社会这百年来最大的传染病威胁。
在这种特殊的疾病威胁面前，中国显示了其特殊的三大特点和优势：
一是强国家体制
在中国体制下，党和政府可以代表社会和人民采取一切保护整体利益的措施，无需再走格外的程序和花费时间去取得意见的一致或授权。因而具有决策和行动的高效率。尽管这一体制也存在着一旦决策失误会因缺乏制约力量而难以纠错的弱点，但在需要社会团结统一，像一支军队或一个人去行动时，则体现出其特殊的优势。中国以公办为主的医疗体系和国有企业在面对危机时调集资源的效率高能力强，交易成本低。面临严重疫情时恰恰就需要一种战时的高效体制，故而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
新冠病毒作为传染性很高、致死率又不低的新型传染病，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对病人的追踪和人群的隔离是最有效的防控措施。但是在高度全球化、市场化和社交化的现代社会，这又是需要权衡各种经济社会利弊才能做出的极为困难，同时又是极难执行和落实到位的决策。
但是，在中国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一旦中央下定决心，作出明确指示，从区域封闭(如封城即除政府特许的人员和运输，隔绝全部人员来往)，限制或禁止公共场合聚集和开放，到社区、小区、村庄封锁，直至疑似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的集中隔离，这些都可以迅速决策，而且具体的部署都没有问题并可以最小阻力地执行到位。这是尽管我国有相当多的城市和地区，与武汉及湖北的人员往来比国外不知多出多少倍，时间上也早得多，又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的情况下，无论被感染的新冠病毒的病人数量有多少(有多个省份输入和被感染的病人都超过了千人，武汉市以外的湖北省其他市有的达到几千人)，均能迅速控制住疫情，并很快就能将本地感染病例清零，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儒家文化基因的影响
儒家文化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愿景是明君清官，父母官以民为本，百姓则言行有度、安居乐业。因此，社会遇到问题，遇到灾难，首先是在位者谋其政，为社稷决策部署，老百姓则应小家服从大家，听从统一安排，即便一时影响损失个人利益或造成个人权利的限制，也都不是问题。儒家文化影响滋养下的人群，从大处讲常有家国情怀，危难时挺身而出，利国利民，是正义之举。从小处说，保家保命，护村护院，在疫情中以邻为“嫌”、严防病从外入，亦是本职本份，无可非议。所以在传染病疫情来临时，不讲条件、不讲价钱、克服困难，服从防疫抗疫大局，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其中即便有过激行为或矫枉过正，亦是情理之中。这时还强调什么个人意志、个人权利受损之类，更不用说反对抗议，绝无民众支持。所以，这就给了国家的救援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使其各项政令畅通无阻、极为高效。新冠疫情在中国3个月内就本土基本清零的纪录，确实换作其他任何体制和文化背景，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三是SARS前车之鉴
2003年SARS是新中国建国几十年以来影响最大、首次在发展过程中即公之于众的烈性传染病。SARS自2002年末即发端于我国广东佛山地区，逐步传至广州，稍后又暴发于北京，同时传播至我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新加坡、越南和加拿大等地。SARS发病快，死亡率高，抢救恢复的病人往往状况也差，使人闻之色变。这一深刻教训促使我国乃至相关国家和地区，亡羊补牢，采取了一系列防范补救措施。
故而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最初发生后，就引起了武汉当地医生和相关人士的高度警觉，如李文亮、艾芬等医生及最初拿到病毒样本的民间检测机构均以SARS或类SARS描绘这个病毒，可见人们对SARS危害的印象之深。这次在早期就呼吁对疫情需高度警惕、并积极投入防治工作的如钟南山、李兰娟院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后兼雷神山医院院长的王行环等多位医学界人士，以及国家卫健委主任等一大批相关干部，都是在当年SARS之疫中有过惨痛经历、留下深刻印记的人士，显然绝非偶然。
正如我国防疫抗疫的成功实践所充分证明的，在中国体制的特殊优势下，新冠病毒这样的疫情应当是完全可防可控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在面对此次疫情具有这些独特的有利条件下，武汉和湖北仍然出现了严重的疫情，武汉这样的大都市甚至出现了罕见的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呢？这既与武汉和湖北地区最初的地方保护主义、自己私下解决有关，也与武汉和湖北方面当时的主事人责任人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一系列严重的失误相关（我们的系列文章随时间展开后会详细谈及）。这里只需指出，即便到了1月20号总书记已经做了明确批示、中央已经发出了动员令时，武汉当时公布的确诊病例不过区区258人，到1月23日武汉封城时，还不到500人，而广东23日公布的确诊人数已超过50人，与武汉市5天前公布的数字相当。
中国的抗疫历程说明，多个被输入和感染的病例超千人的省市，都从容地控制和应对了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而湖北特别是武汉却成为重灾区，这主要是除了他们的早期问题以外，在疫情发展中始终应对迟缓，一步走错，步步皆错，没有如外省市那样发挥中国体制的多方优势，在病例冒头后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没有进行严格的病人及密切接触者隔离，没有及时对公共场所进行人流的限制、关闭和封锁，更迟迟没有做到全面的社区封锁等等，因而所造成的本不应发生的后果。
当然，如果说武汉和湖北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还产生了什么有积极意义的副产品的话，那就是由于他们的一再错失战机迫使国家在1月23日作出了武汉封城这样极为严峻的决定。
这种史无前例防控疫情的严厉措施，虽然当时在西方引起了不少非议，但也给全世界早期发出了新冠病毒极其危险和极具威胁的最明确信号。
同时应当指出，除了中国政府自1月初以来就不断向国际卫生组织和相关缔约国通报正式信息外，民间也通过互联网上病人及家属的各种呼救、手记日记、微博微信等各种形式将疫情的严重性实时披露和传播开来，这样就给外部世界传递了疫情更加鲜活和更加立体的全景图像。而到1月底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中还没有或才刚刚出现个别病例。因此，指责中国早期披露的信息问题影响了他们的疫情应对，与事实不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东亚若干国家和地区的亮丽表现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中，与我们人员来往最频繁的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疫情控制的反而比较好，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如韩国至4月25日，累计诊治10708人，已治愈8501人，累计死亡240人，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我国台湾地区累计确诊429人，治愈275人，死亡6人，新增病例基本维持在个位数。我国香港累计确诊1035人，累计治愈725人，死亡4人，当日无新增病例。新加坡累计12075人（以外籍劳工为主），累计死亡12人。越南累计确诊270人，死亡为零。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受上次SARS疫情冲击和损失较大，警觉性高。同时历史上都受到儒家文化较深的影响，文化传统上强调尊重权威、社会稳定和整体利益。政府行政首脑都是由选民直选或直接渠道产生，因而行政部门具有较大权力，许多限制公民活动权利的重大政令无需事先得到立法机构的批准。这样对付危机局面时，行政效率就比较高。
日本是东亚大国，历史上受儒家文化影响也比较深。不同的是，上次基本未受SARS疫情影响，加之日本政府首脑由议会多数党产生，如国内要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赋予政府以限制公众聚集、限制公民活动范围和征用公民或企业财产以急用之前，必须事先得到议会批准。由于议会由社会各方面意见的代表组成，这就需要事前形成社会共识。而且日本中央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各地方(县)还有权决定自己是否进入紧急状态去限制有关公众聚集活动、实行社会活动的隔离。政府还需对国家实行紧急状态而受限制而损失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财政补贴。这些当然就限制了政府行动的速度与规模。尽管如此，作为中国近邻，日本迄今为止的防疫还是被认为在发达世界的人口大国中属于上乘之列。截止4月25日，日本本土累计确诊病例为12368人，死亡328人。这在世界上老年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应当说是非常难得的。
有人批评，一些国家在抗疫中短常权衡代价和工本，是没有将人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其实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如何平衡疫情病人与其他疾病病人的生命健康考量，如何平衡抗疫支出的成本代价与人们追求其他方面生活质量的成本代价，并非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防控疫情做出较好的成绩的同时，社会还尽可能正常运转而不全部停摆，一些地方甚至没有停工或很少停课，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常态化防控疫情的经验与路径，值得我们下一步认真借鉴总结。
欧美国家疫情发展严重的原因
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次遭受疫情的沉重打击，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回过来分析，也有三大不利的主客观因素：
一、个人主义和以个人权利保护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欧美现代社会是在近代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以实现个人和个性解放，确立和保护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旗帜下构建起来的。其理论基础是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小家就谈不上大家。国家和政府是由人民授权来为大家服务，特别是保护个人权利的组织。因此，这个社会对于国家和政府是持高度怀疑与戒备心态的。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名言：“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是这种大众与政府关系的最好诠释。对个人权利的任何限制，对个人私域范围的任何行政介入与干预，都必须事先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谨慎的授权。这种制度的优势是它有利于充分发展人的特性和差异性，有利于各种创新创造的发展，包容了各种奇思怪想和奇形怪状的现象的存在。这也成为工业革命近三百年来，人类各领域的创新思维迸发，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与强大推动力。
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对于突然来袭的灾难，如果没有超出其常规设置的应对授权边界，本来也没有多大问题，但如果竟然突破了这个边界，那就可能要慢一拍甚至慢几拍。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恰恰就超出了常规。因为它来势轻缓，中年以下的人群致命率低，很像一个大号流感。以代表性的美国为例，美国医疗医药科技世界领先，近百年来已经没有再受到大的呼吸道传染病冲击，社会上普遍存在自满和麻痹情绪。因此，整个社会对通常在发展中国家流行和形成威胁的传染病缺乏警觉。
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除了正式消息外，在1月初起就得到中国同行私下的多次警告，但并未引起重视。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曾在1月初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告诉大家“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就连现在被称为“美国抗疫领路人”、几乎每天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露面，用冷静的科学语言与公众交流的福奇（Fauci）医生，在2月下旬时也曾说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对美国“威胁性极之微小”。
专业人士尚且如此，社会各界人士就更不待之说。企业创新界的神话般的人物马斯克（Elon Musk）到3月6日还推送“冠状病毒恐慌是愚蠢的”（The coronavirus panic is dumb）的推特，收获了170万个点赞。依赖大型聚会的体育和艺术界的乐观轻视态度就更不待言。因此，美国社会普遍不能也不会接受在疫情并未带来真正威胁之前，就对日常公共场合更不用说私人社交活动进行限制的想法和政策。甚至在3月下旬，美国疫情发展迅速，纽约灾情极其严重时，大量美国人仍然不听从减少人员集聚和增加社交距离的劝告。在国家公园等公共场合，仍有大量人员聚集，有关政府方面由于无权禁止人们外出，最后只能关闭这些公共场所。直到最近，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政府才开始强制要求在公共封闭空间必须带口罩。至于地区之间的交通封锁则由于相关州的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即便有此想法也无法实行。
最近，美国的疫情刚刚稍有好转，人们就迫不及待地希望恢复社会的正常活动，甚至持枪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有的州不顾别人包括联邦政府的反对，已经决定重新开放公共场所。这在东方社会更不用说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对切断疾病传播最有效的手段如追踪隔离病人及密切接触者，会由于缺乏法律和民众支持而寸步难行，只能随着疫情升级，民众形成共识，政府官员才愿和才能采取更大胆的举措，一些更激进的隔离和关闭措施也才可能被采取和实施，并得到民众支持。
二、2003年SARS等事件及2009年H1N1流感的反向影响
2003年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地造成人员死亡并引起恐慌的SARS，虽然也波及到不少国家，但主要感染的都是华人或亚裔人，对欧美发达国家几乎完全没有影响。此后在非洲发生的埃博拉病毒感染以及中东呼吸综合症主要也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此，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发生后，也被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是东方欠发达国家的疾病。美国疫情最严重纽州的州长在电视采访中也承认，他们当初认为这个病只是对亚洲人易感。
2009年在墨西哥暴发并迅速蔓延于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由于其被认为与1918年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有类似之处，从一开始就引起人们高度警觉。美国的疾控中心在第一时间介入应对，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重视，反应迅速，并在很短时间内将大流行的级别提高到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最高级6级，呼吁世界各国积极投入准备以应对。结果虽然在美国有几千万人感染，疫情确实也扩散到全球，但由于死亡率很低，只相当于一个大号流感，后来世界卫生组织还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是过于夸大了疫情，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必要的支出准备和负担。所以，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西方一直被认为充其量是“大号流感”，不必过度紧张，以避免造成经济社会损失的说法，即源于此。
三、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经济挂帅和应对失误
特朗普从商而政，对发展美国经济确有自己的想法和独到之处，但环境、气候乃至公共卫生等领域则一直不是他关注的领域，对经费、人员更是能砍则砍，其中最典型的是其关闭了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为防止传染病大流行在美国暴发而设立的“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御办公室”。今年1月份疫情在中国暴发时，特朗普与其他人一样麻木自满，当专业人士和部门开始提醒他时，根本引不起他的重视，排不上日程表，到2月底仍然强调“在美国冠状病毒被控制的很好”，宣称病毒随天气变暖，就可能消失，唯恐强调疫情危险会影响股市和经济，从而影响他连任的最大王牌。他多次宣称：渲染病毒威胁是“民主党的新骗局”，以至到3月9日还在说，相对于每年流感都会有几万人死亡，冠状病毒只有22例死亡，根本不是回事。甚至时至今日，他在一片追责声讨声中一面被迫大幅加码防控措施，一面还带头不戴口罩，念念不忘社会重启正常活动和启动经济，给人们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加剧了社会本来就存在对隔离和限制公共活动的不满。这样，美国主流媒体当然纷纷指控他严重失误和错判，“双手沾满了鲜血”，要对美国付出的空前巨大的代价负责。
综上可见，欧美发达国家的疫情发展到今天，有着多方面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原因，在相当意义上具有不可避免性。尽管如此，指责他人特别是疫情最初暴发的中国，至少也是一种受伤后的情绪宣泄，更是一些政客转移目标、减轻自身责任的必然选择。实际上，他们自己很多人也都知道，从根本上说这是无法甩锅给别人的。即便他们再有几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场疫情的发展仍然避免不了，因为一个社会只能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既然中国早期疫情的应对，无论自己有多少失误和弯路，并不会改变西方发达国家疫情发展的基本趋势，那么，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国家乃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疫情处理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还有那么多批评，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甚至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
这是因为在全球遭受这么大疫情冲击的惨重损失之后，人们不可能不回过来追寻疫情暴发与病毒产生的最初起因。这个问题处理的不好，就会使我们在疫情发生后的世界，面临着空前严峻复杂的局面和挑战。因此，作为疫情的早期暴发地，我们自己积极查因溯源，客观公正与科学透明地呈现给国际社会，同时审视和检讨我们各方面包括民间对这个问题的应对，从而确立自己在疫中疫后世界的战略选择。这样，就能既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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